疫情常态化下，如何破解产业链、供应链堵点？企业如何提升抗风险能力，如何把握和看待产业新趋势？园区建设如何适应“闭环”管理的需求？如何在疫情困扰下服务好企业，留住企业，吸引更多企业共建高质量产业集群？澎湃新闻“园区湃”项目以园区为基点，以圆桌对谈方式讨论产业发展问题，持续关注战略新兴产业的当下与未来。

　　陈芸浠 上海5G创新中心负责人工业互联网成为助推制造业产业链高效协同，走向“数字经济创新集群”的核心手段。

　　2020年，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增加值规模达到3.57万亿元，同比增长11.56%，占GDP比重为3.67%。2021年中国工业互联网行业相关企业注册量为67.78万家，同比增长188.1%。

　　各地纷纷在这一方向上开启加速度，尤其以长三角三省一市最为显著。上海的特色产业园区、浙江的“块状经济”、江苏的“链长制”都是政府推动产业发展高端集群的新路径、新规划。

　　今年5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工业互联网“平台＋园区”建设指导意见（2022-2025年）》出台，行业新闻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临港新片区产业发展。

　　近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征集智能工厂、智能制造场景建设需求的通知，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全面推进上海市智能工厂建设，抢占数字经济新赛道、构筑产业新动能、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澎湃新闻“园区恳谈会”第四期，聚焦工业互联网企业和相关专家，讨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遇到的问题及对策。参与本次讨论的有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数字化升级服务的平台企业：锱云（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朋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5G创新中心负责人陈芸浠、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商业智能系副教授胥正川。

　　张澄宇：中国制造业乃至全球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背后真正的驱动力不是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供应链核心企业、链主企业的推动。

　　现在，国内工厂赚钱比以前更难了。这时候工厂会去做一些反思，这些工厂对数字化如何与管理结合越来越感兴趣。这是企业数字化升级的核心动力。

　　苹果和特斯拉最早在行业中提出了数字化交付的要求，对整个供应链提出了数字化管理的要求，过去几年我们主要聚焦于苹果、特斯拉的供应链产品。

　　目前我们服务的客户主要是一些高端制造业企业，主要提供数字化转型的整体产品服务，包括前端的设备连接数据采集，中间的IOT物联网平台，再到数据湖和数据湖平台，以及专业Sass解决方案。

　　崔鹏：我们主要面向能源电力及国内重型装备领域。客户包括国家电网、上海电气、振华重工、东方电气、中国商飞等重工企业。这个行业解决的主要痛点是核心关键设备的数字化运维以及智能化转型问题，就是帮助企业实现生产过程的安全监控、设备的健康趋势分析以及预测潜在风险。

　　以前，数字化转型升级主要强调工厂车间里面机床、机器人等设备的低频数据联网，但是，这些数据怎么应用、如何实现价值创造及业务收益，一直困扰着很多工业互联网企业。我们从能源电力行业入手，利用国产自主可控的工业软件、高频数据采集与边缘计算硬件，助力能源电力实现国产替代与数字化转型。

　　陈芸浠：上海5G创新中心，这次配合着工业互联网创业中心，共同在上海市通管局发布了一个案例。在疫情期间，我们做了一个园区防疫一体化方案。我们与链主企业对接时了解到，疫情之后企业更愿意加快无人化的进程。

　　数字化升级先要从供应链的管理维护运营和生产的衔接上做文章。我们一直在工业互联网侧给很多离散型制造企业做预测性维护，或者说备品备件的库存预测。过去，很多企业不买账，觉得这方面升不升级无所谓。这次疫情之后，反倒企业开始对这一块感冒了，疫情期间，一些企业表示，智能化升级的事情确实要往前推进。

　　比如一些新能源车厂，疫情之后会去做供应链分散布局的工作。比如，“蔚小理”（蔚来、小鹏、理想）在长三角会设一个供应商，在华南、华北、华东都会去分设供应商。以前企业选择供应商看重的是低价，现在更看重供应商的抗风险能力、产品质量，以及供应商的持续供货能力。

　　一些旧的供应商会被筛选掉，接下来更看重中下游供应商的数字化程度，新利全站app是否能够和链主匹配。

　　张澄宇：从发展角度看，如果能够把中高端制造业留在国内，其实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一个王牌，这也是中国未来3—5年的核心机遇。如果国内数字化实施比较快，中高端产业链是迁不出去的。因为这代表了一个最先进的管理思想和一套管理体系，没有10年—15年是不可能搞出来的。这套管理体系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真正能够实现，中高端制造业不仅不会外迁，反而会回流。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窗口期大概有5年。这5年如果抓住的话，中国的中高端制造业可以突破当前地缘政治的困局。

　　如果要做，其实还是要集合各方的优势资源。因为中国除了大量的这种头部制造业之外，还有很多中小微企业。如何把中小微企业的资源利用起来是业界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除了大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之外，其实中国还有近百万家中小微制造企业。这些产业链上的末梢神经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应该通过数据集合各方优势资源，解决企业的三个核心问题：订单问题，资金问题，人才问题。

　　澎湃新闻：关于数字化转型的成本问题，企业是否有顾虑？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还需要政府提供哪些支持？

　　崔鹏：关于数字化转型的成本，企业顾虑肯定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对于新兴技术的引入，他们往往持观望态度，所以特别需要政府从政策激励、创新政策、企业领导自上而下去推动，这个从过去到现在依然是很明显的。

　　胥正川：很多企业，其实承担不了数字化转型要支付的成本代价。一些数字化转型好的企业可以承担，而且还可以外溢这种转型的能力，会把其数字化转型能力变成平台，变成工具，赋能给行业里面的其他企业，甚至是跨行业的其他企业。

　　园区中的大企业可以自己出钱做数字化升级，但小企业没钱怎么办？其实也有解决办法，一些金融机构愿意来买单。我们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和一些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合作，提供资源和服务。中小微企业不用花钱，而且这些工厂数字化后，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对接订单。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喊的人多，真正愿意出钱的人非常少。我们公司做了这些探索，未来会考虑规模化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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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澄宇：我觉得中国工业互联网当前最大的困局是产业政策与企业真实需求之间还有较大差距。

　　胥正川：我们学界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当然供应链上下游的倒逼是目前最紧迫的一件事。市场的力量非常强大。我认为政府的干预并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但政府的助力有时候会帮很多企业能够实现临门一脚，所以这是一件需要去权衡的事情。

　　张云伟：上海城市数字化包括产业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三个方面。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政府主要通过政策设置与执行发挥对市场的引导作用，通过考核等方式适当引导大型国有企业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大型龙头企业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真正主体，会根据市场情况适当推动各类数字化项目，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澎湃新闻：工厂的数据开放意愿如何？作为平台企业，搜集素材过程遇到哪些困难？

　　张澄宇：市面上缺乏真正的专业人士来讲清楚数据对工厂的价值。工厂并不是不愿意开放数据和采集数据，但工厂真正的疑惑在于，开放数据之后可以给企业带来什么价值。

　　数字化转型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动化，机器换人，第二个阶段是信息化，比如市面上很出名的ERP系统。第三个阶段才是数字化。第四阶段是智能化。所以我们认为数字化是承上启下的，而数字化当前为什么难做？为什么很多工厂意识不到数字化的重要性？

　　一是数据采集的难度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数据采集后，怎么去跟企业的管理做结合，产出价值。目前市面上缺乏可以提供这类产品的团队。

　　从管理的本质上来讲，传统的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数字化时代，则是数据自下而上驱动整个管理，所以，这带来了管理方式的一个极大的转变。

　　崔鹏：目前行业的数据基础是比较差的。为什么？因为行业目前普遍存在两种极端情况，一是企业数据很多，但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数据；二是设备没有数据，犹豫要不要采集这些数据，投入产出比往往摆在首要考虑因素。

　　过去几年，大家都围绕设备上云开展工作，只要数据上云了，就可以像消费互联网一样进行App创新了。但是，每个行业的情况还是千差万别。以电力行业为例，该领域采集的很多数据都是混合高频数据，诸如振动、噪声、局放、电流、图像等，每秒钟采集的数据有时会达到1GS/s, 像这种场景就需要更强的边缘计算能力实现数据的特征提取、模型的实时监控及分析预测，如果所有数据都传输到云平台或服务器运算，这是不现实的。

　　因此，我们呼吁企业可以从业务本身及企业痛点出发，这样，数据采集才会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把控数据质量、如何沉淀工业知识等。

　　张澄宇：从离散制造业行业来看，95%以上的企业还在信息化阶段。所以，距离真正实现数字化还有较大差距。

　　首先是顶层架构的设计，在原有的自动化信息化基础上，如果你要往数字化方向去转，要实现IT和OT的数据融合。市面上80%的离散制造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是工厂管理基础，另一方面就是架构的问题。

　　我们发现，技术工作者的权限可能不足以推动整个集团级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因为这个过程一定会牵扯到大量业务。工厂数字化凡是成功的，一定是CEO亲自抓，然后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

　　崔鹏：自上而下来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这件事情我是比较认同的。我认为过去的中国制造也好，工业互联网也好，很多IT概念层出不穷，但是，对于工业企业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业务的数字化和价值创造，目前市面上很多平台型公司真正产生的业务价值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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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真正需要工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的往往是企业的一线人员。这些人往往是一线的老师傅、老专家。怎样把真正的业务专家和信息化或者是智能化专家打通，通盘合作，这是决定未来成败的重要因素。

　　但是要理解到信息化背后是什么？背后实际上是权力的再分配，是利益的再分配。如果你不是一把手在操作，是没有人会理你的。这意味着企业组织都需要发生改变。

　　很多企业不知道建了这些信息化的系统是为啥。我们在课堂经常跟学生讲，大数据的价值性在于记录过去、感知现在、预测未来。

　　数据集成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大数据项目50%以上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花在数据清洗上。

　　今天我们讲数字化转型的时候，其实数据集成并不只是一家企业，很可能是整个供应链，这就还涉及到利益分配的问题。不断会有CTO或者CFO转岗到CEO上面去。因为数字化转型要对企业业务本身进行转型，这就需要一个比较高的战略层次的思考，对企业的领导者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数字化转型分为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到数字化转型这三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才是数字化转型，这意味着企业组织都需要发生改变。

　　澎湃新闻：发展工业互联网，5G是基础。金桥5G创新园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陈芸浠：金桥5G生态园是2019年3月份挂牌的。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推进数字网络和物联网融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过去的人工化向智能化逐渐升级。

　　但是5G真正起作用，数据能够跑通才可以。企业在被教育了两年之后，认识上确实有了进步。金桥的企业体量比较大，都是通过链主企业去推进的，这是一个长线的事业。

　　当下，做得比较好的，比如延锋的大智慧工厂建设。我们跟延锋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尝试培育企业创新中心，去把上下游产业链上的一些企业发展壮大。

　　通过大企业自身先进行数字化转型，或者企业建设IT系统“烟囱式”架构，以及企业中台的打通，确实可以实现一些孪生的管理。但是，当下这些企业的数字化能力还没有达到真正的“通”，还在努力中。

　　我们现在做的工业互联网+园区平台，其实多少都是缺数据的。自动化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化或者说数据化，是两件事。很多企业将这两个混为一谈，做的时候就会很痛苦。一上来就想做一个大集成是不现实的。

　　另外，大家都想当链主企业，但是真正的链主企业需要时间的累积。新利全站app直到积累的数据足够织成一张网，后续通过企业自有的一些专网，这些数据可以发挥作用，这才叫数据互联或者数据治理。

　　张澄宇：我们在苏州和深圳的客户，像苹果供应链中的一些环节，现在整个工厂已经全部应用5G技术。苏州这边的工厂或者集团级的应用比上海的企业明显要快很多，这是我们市场侧感受到的情况。

　　以苏州为例，我们客户在那边做得最多的2个场景：一个是数据采集。现在所有的加工设备，比如数控机床、机械手，冲压、焊接、钣金切割等设备都是联网的。

　　第二个场景是反向控制。以前通过4G来反向控制，时间不够。而5G的低时延、大带宽，可以帮助加工的参数和程序有足够的时间和带宽。

　　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现在5G的芯片，5G的模组，大概现在我们采购价格大概1300元左右，就是单一个模组芯片，跟4G比起来的话当然还是贵很多了。

　　这种大规模项目，我们在苏州是跟中国电信合作的，在无锡跟中国移动合作，模组的费用全部都是运营商承担，工厂不用去承担这个费用。因为运营商是有专项资金去补贴5G模组的推广，就跟当年补贴手机是一样的。这就对我们帮助很大。